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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底“日月山埋尸案”及其背后团伙的“黑金”往事：涉黑团伙成员洗白为“慈善企业家”，有人担任村主任2、台风“摩羯”吹出的毛坯房怎么样了？3、一年执行到位过亿元，这位女法官“自带气场”

起底“日月山埋尸案”及其背后团伙的“黑金”往事：涉黑团伙成员洗白为“慈善企业家”，有人担任村主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西南方向，冬日的日月山白雪皑皑。2019年10月初开始，日月山村村民注意到，不断有警车出入原本寂静的村庄，几天后，附近109国道旁接近巫保土垭豁的一处土坡上，一具遗骸被挖了出来。

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布的消息，“经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DNA比对检验，认定尸骸系被害人马生珍”。

马生珍，是此前备受关注的“日月山埋尸案”的受害者。新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马生珍20年前来西宁做二手车生意，曾于2002年两次被涉黑组织绑架，并在第二次被殴打致死后埋尸109国道日月山路段。

这一案件曾在2003年被西宁市公安局命名为“3·21”绑架杀人案，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相关部门以挖尸会破坏109国道花费巨大、且会影响当年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由，未批准挖掘工作，犯罪嫌疑人马成等人也未被起诉绑架致死的情节。

2019年11月，青海省公安厅发布通告称，抓获张成虎、马成等涉嫌绑架、故意伤害等罪名的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今年10月30日，青海省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成虎、马成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被告人张成虎、马成一审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至此，悬而未决18年的“日月山埋尸案”终于等来了结局。

2019年12月上旬起，新京报记者曾到张成虎、马成涉黑组织多位成员户籍所在地西宁市湟中县大才乡，多位成员定居地西宁市及受害者马生珍家庭所在地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走访，发现这起埋尸案的背后，是青海等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挖金热”中，西宁市湟中县一批以同乡、亲戚关系为纽带的挖金团伙的违法犯罪往事。在私人挖金被官方禁止后，不少涉黑团伙成员洗白成为企业家，有人开始做慈善，甚至有人担任了村主任。

2019年12月10日，109国道日月山路段接近巫保土垭豁的一处土坡上，马生珍的遗骸从这里被挖出来。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18年前的绑架失踪案

2019年10月9日中午，接到警方通知后，马金文（化名）和哥哥、弟弟从大通县塔尔镇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130公里外的日月山。两天前，警察在那里挖出了父亲的尸骸。

10月10日，在109国道日月山路段接近巫保土垭豁的一处土坡上，马金文看到，土壤被挖开半米多的深度，父亲的遗骸呈仰卧状，身上的蓝紫色衬衫已经部分腐化。

当天下午，警方带着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马家三兄弟坐在远处车里等待。雾气蒙蒙中，警察带来一个大胡子，在挖掘点附近站了一会儿，随后，穿着白大褂的法医用黑袋子装走了父亲的遗骸。

警方告知三兄弟，之后会通知他们领取尸骸。三人回到父亲躺了十七年的地方，哀悼了许久。

2019年11月，青海省公安厅连续7次发布通告，称抓获张成虎、马成等涉嫌绑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等罪名的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向全社会广泛征集线索。

在这份配发照片的通报上，马金文对照发现，指认现场的“那个大胡子就是马成”，绰号“牙板”，湟中县大才乡上错隆村人。

2019年10月10日，警方带着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马金文（化名）透过大雾看到一个大胡子，后来知道那就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之一马成。受访者供图

时间回到2000年。38岁的马生珍从大通县来到西宁市，与两位同乡合伙做生意。

当时，马生珍的妹夫朱细（化名）也在西宁做二手车生意。朱细告诉新京报记者，马生珍的生意做得比较大，“都是几十万的好车，卖一辆能挣好几万。”

2002年4月的一个下午，朱细正在八一路交易市场擦车，马生珍走进来了。此前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过面。那天，马生珍和往常一样，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衣、蓝裤子，一双黑皮鞋，但是“走路一瘸一拐，脸也瘦了好多”。

朱细忍不住问，“一个月不见你干嘛去了？”马生珍回答“去了趟上海，有点儿生意”。朱细没有追问，不到半小时，马生珍便离开了。

这是朱细和马生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当时并不知晓，过去的一个月内，马生珍经历了一次绑架。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西宁警方2003年《关于3·21绑架案有关问题的请示》中提到，2002年3月21日，马海山、周成俊等人在西宁市城东区湟中桥处（将马生珍）强行绑架到车上，后挟持到湟中县大才乡干河滩等地，殴打受害人马生珍，抢去其劳力士手表一块、手机、传呼机各一部，现金1700元并给马生珍的生意合伙人等打电话索要赎金125万元，23日凌晨，马生珍伺机逃脱，并向西宁市城东公安分局报案。

马生珍逃脱后，先报了警，然后回老家休息了大半个月，并告诉了妻子自己的经历，他还表示，“现在钱也挣得差不多了，不想再往外跑了。”

然而，没过多久，马生珍就被合伙人马乃（化名）的一个语气急切的电话叫回了西宁，说是有顾客着急换车。

这次，马生珍的妻子和他一起回了西宁。在朱细见过马生珍之后没几天，2002年4月21日，马生珍一夜未归，从此失联。家人报警。

心急如焚的马家人随即找到了马生珍的两个合伙人。当时长子马金诚（化名）在场，他记得，两个合伙人吵了起来。马乃埋怨另一位合伙人猴儿（化名），“都怪你在外面吹牛说马哥有钱。”

马乃说，猴儿有时候在外面随口跟人讲，“我认识了个哥哥是西宁的，钱比我们多得很，在西宁二手车市场势力大得很。”马乃怀疑，或许就是猴儿随口说的话被有心之人听了去，马生珍被盯上了。

马生珍第一次被绑架后，猴儿还曾在外面放狠话，号称谁绑架了马生珍就要“拿枪把他打掉”。马乃认为是这句挑衅为马生珍招来了杀身之祸，两个人几乎吵了起来。

2019年12月11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大通县试图找到马乃本人，马乃的弟媳表示其几天前去了西宁，随后记者多次致电马乃，其电话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状态。一位与马乃一起出去打工的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猴儿早在十几年前即已失联。

2019年12月9日，马生珍生前在大通县桥头镇的家。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因巨额费用致挖尸遇阻

据马生珍家人提供的卷宗，2003年西宁市公安局记录下嫌疑人供述，描述了马生珍生命的最后时刻：2002年4月21日，马海山、王延雄又伙同马成（在逃）、马登月（在逃）等人，在西宁市城东区富强巷小学旁又再次将马生珍绑架，他们先是挟持其来到40公里外湟中县大园乡冲台村的一块空地上，又殴打马生珍将其致死，最后驱车89公里，于4月22日凌晨将马生珍尸体掩埋在湟源日月山顶新修建的公路路基下。

2003年4月，警方抓获部分嫌疑人后，联系了马生珍家属。朱细等人被西宁警方带到了日月山上。朱细回忆，警方当时告诉他们，根据嫌疑人指认现场时的供述，马生珍就被埋在正在修建的109国道路基下。

朱细清楚地记得，当时国道还没有完工，水泥还没铺，路上都是稀松的土。公安人员告诉他们，如果要挖人的话需要大概一百万，还需要层层审批，让他们先耐心等候。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卷宗显示，2003年，关于109国道是否开挖的问题，西宁市公安刑警支队、西宁市人民检察院、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经历过讨论。

2003年7月3日，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人涉嫌绑架罪、杀害濒危野生动物罪、持有假币罪等，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随后，西宁市中院发回“建议撤诉函”，称“对于第二次绑架杀人埋尸事件，被告人马海山、王延雄的供述及二被告人的指认现场照片、指认现场笔录均完全吻合，但对此重要情节起诉书未予涉及……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补充侦查。”

为此，2003年10月8日，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提出了一项《关于“3·21”绑架杀人案挖掘受害人马生珍尸体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到，犯罪嫌疑人指认的埋尸路段“既是109国道，又是去青海湖的旅游公路，还是每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公路，必须首先要请示青海省政府、省交通厅、省体委、省旅游局同意，并报请国家交通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国家体委、公安部批准。”

新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于每年6月至8月间举办，马生珍被埋的2002年，正是上述自行车赛举办的第一年。在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提出上述实施方案的10月份，离下一年的自行车赛还有8个月。

同时，方案中“需筹措资金”一项中提到，“埋尸公路路基约高20米，路面宽约25米，路基底宽约32米，如位置准确，挖长30米的一个基本工作面并恢复原状需要资金150万元……指认时可能存在记忆误差和视觉误差，因此，需拓展到挖掘路长150米左右，即需要筹措资金约750万元。”

一个月后，上述支队出具的另一份证明中显示，“由于挖掘费用等问题，青海省交通厅、省体委等单位不同意开挖。”

西宁市中院（2004）宁刑初字第7号判决书显示，西宁市检察院于2003年12月再次提起公诉。在这次的起诉中，西宁市检察院只指控了马海山、周成俊等人第一次绑架马生珍的情节，最终，马海山和周成俊因绑架罪、杀害濒危野生动物罪、持有假币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马成及第二次绑架、埋尸的情节均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中。

然而，16年后，2019年10月10日马家人到现场认尸时，朱细发现，最终挖出尸骸的地方与当年指认的地方相距几百米，并且不在国道路基下，而在国道旁的土坡里。朱细当场泣不成声，“人就在草底下，不到二十分钟就能用铁锹挖出来了，根本没有像当年说的埋了几十米。早知道是这样，我们自己都能挖出来，当年他们怎么指认的啊？”

多位马家亲属告诉新京报记者，自从2003年朱细等人去日月山埋尸现场后，再也没有得到过警方的任何消息。从2019年开始，马家三兄弟给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去信，并在一位法律界热心人士的指点下，先后去了西宁市城东区公安局、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等单位，最终在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出了当年的完整卷宗。

从厚厚的一摞卷宗中，家人们才了解到十七年前马生珍两次被绑架并最终被杀害的经过。

今年1月上旬，新京报记者尝试多种方式寻找当年的办案人员，想了解当初的办案情况，均未能成功。马金文告诉新京报记者，三兄弟也曾在多次前往西宁市公安局、西宁市检察院寻找，但均被告知当年办案人员早已退休或调离原单位，最终不了了之。

马生珍“失踪”后，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全靠马妻批发些小商品、摆地摊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孩子中成绩最好的马金文，在父亲出事后，在课堂上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没能考上大学。

最让马金文难过的是，母亲每天像着了魔一样，天天念叨着找人算卦寻人。然而，没能等到尸骸最终被发现，她就积劳成疾，去世时才53岁。

2019年12月10日，马金文（化名）在警方挖掘完毕的土坑旁弯下腰去用手臂比了比，土坑只有大半截手臂的深度。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犯罪团伙挖金起家，曾涉枪击大案

根据警方通报，“日月山埋尸案”背后这一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张成虎、马成均为西安市湟中县（现湟中区）大才乡上错隆村人。在这份通告的20名主犯中，有15人出自这里。

2019年12月，新京报记者走访上错隆村调查发现，主要犯罪嫌疑人中多人互为亲戚，他们年轻时挖金起家，挖金期间，在多地从事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伤害、抢劫、绑架、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日月山埋尸案”仅仅是团伙在十七年间犯下的多起刑事案件之一。

上错隆村地处山沟，冬季长达半年，农民仅靠种植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生存十分困难。村支书高东云告诉新京报记者，青海砂金资源丰富，上世纪80年代，村里不少人曾去青海、甘肃、西藏等地挖金。

2019年12月3日，湟中区上错隆村，随处可见挖掘机、推土机、吊车和卡车。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青海公安此次判决中的首位主犯张成虎家就曾经挖金。张家兄弟5人，后代中男孩儿也很多，在以家庭为单位、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人工挖金时期，张家很占优势。

一位张家的亲戚告诉新京报记者，张家雇佣的“沙娃”（受雇挖金的人）总是比别家多，设备也在不断升级，到了2000年，张家成了整个上错隆最有钱的人家，价值几十万的挖掘机就有不止一台，人称“大才张家”，积累了大批的追随者，上错隆村也因为挖金人多且团结而变得有名起来。

多位同期挖金者说，在警方通报的这个团伙中，经济实力雄厚的张成虎相当于总指挥，二把手是马富录，马德胜去世之前是他们的军师，马成就是先锋官。

新京报记者走访期间，不止一位村民提及，这一犯罪团伙中，有多人曾参与1994年的一起枪击案。在村民的指引下，新京报记者在湟中县拦隆口镇找到了多位当年枪击案的受害者，并获得了湟中县人民法院于1998年8月12日就此案做出的判决书。

1994年5月18日，包括杨成人（化名）兄弟四人在内的200余名湟中县拦隆口镇村民来到甘肃省肃北县盐池湾乡棉衣梁，开始挖金。

杨成人回忆，到达肃北的第二天，他们傍晚正在帐篷里休息，突然看到天空中亮了三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信号弹。

村民孙生寿从帐篷里钻出来张望，一颗流弹瞬间从他右胳膊擦过去，皮肉翻了出来。紧接着，刚出帐房的陈应邦中弹倒地。

孙生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的驻扎点刚好在一座山脚下，一帮人突然从山上冲了下来，他们看不清那些人的长相，只看到他们手里拿了很多枪械武器。

混乱中，又有几位村民被击中，李发昌右腹部中弹，当场昏迷；祈富在试图抢救同乡的过程中当场中弹身亡。出于自卫，拦隆口镇的村民抄起了挖金用的铁锹等工具冲了上去。

杨成人回忆，冲上山去的时候，他最小的五弟杨成龙和另一位村民石发荣跑在最前面，石发荣被打中当场死亡，杨成龙的头上也中弹，死在了去往医院的路上。

1994年5月23日，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安处法医鉴定为，死者祈富、石发荣、陈应帮系他人用7.62mm枪弹射击致死，死者杨成龙系他人用5mm枪弹射击颅脑死亡。

其中，年纪最小的杨成龙刚满18岁，石发荣是家中独子，仅19岁；祈富24岁，家中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陈应帮26岁，留下了一个4岁的女儿。

2019年12月13日，孙生寿的右臂仍留有被流弹划过的伤疤。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判决书显示，这是一起因“抢夺地盘”造成的凶案，行凶者正是来自湟中县大才乡。

据判决书，经审理查明，湟中县大才乡上错隆村及上、下白崖村共有六十余名金农参与到了这场凶案中。这些人“得知棉衣梁有金子的消息后”，纠集60余人，携带半自动步枪、小口径手枪、子弹、匕首等，前往拦隆口镇挖金者的地盘，强行驱赶金农。

据判决书，多名挖金者被判故意杀人罪，但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外逃。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份判决书中提到的外逃者马德、马富仓均出现在了青海公安去年11月通报的涉黑组织名单中。

上错隆村村民马冶全（化名）当年曾为行凶者团伙的金厂工作。2019年12月15日，马冶全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曾在金厂里见到过枪支弹药，“枪上全都有正规编号，子弹是一盘一盘整箱装好的。”

2019年12月14日，新京报记者在西宁见到了当年枪击案中右腹部中弹的李发昌。死里逃生的李发昌当年由于右肋皮下贯通损伤一度卧床不起，腹部至今清晰地留着深深的弹孔，以及子弹穿越身体的长长擦痕。

李发昌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当年伤势过重，从那时候就没怎么干活，伤情好转后靠跑（货）车谋生。”

2019年12月14日，李发昌的腹部至今清晰地留着深深的弹孔。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收保护费、砍人、抢金矿

今年10月20日一审判决显示，被告人张成虎伙同被告人马成，组织、领导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且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自2000年以来，纠集或者伙同他人多次实施强拿硬要、持械随意殴打他人等寻衅滋事行为作案11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勒索他人财物，作案11起，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作案5起，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作案1起，等等。

周炎（化名）是湟中县大才乡上白崖村村民，那几年，他开着一辆东风货车在青海省海北州、海南州之间往返运煤。周炎记得，2001年3月3日晚上十点多，他刚刚收车回家不久，“砰”地一声，门被踢开了。

几个手握砍刀的人冲了进来。打头的几个人周炎认识，是隔壁上措隆村的马成和马德云、马德胜、马富录（四人均出现在去年11月的青海公安通告中），周炎听说过他们，但从未直接打过交道。

据周炎讲述，马成拽过棉被捂住了他的头，其他人用刀背砍他和他的父亲，他身上肿了起来，父亲被砍倒在地，后来脸上、腿上一共缝了13针。

马成把手被绑的周炎推倒在一辆车的后座，然后直接坐在了他的背上，另一个人坐在了他的腿上，大约十几公里的路，周炎因喘不过气晕了过去。

3月的青海还很冷，等周炎醒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只剩一条线裤，趴在一个空房间的地上，被泼了一身的冷水。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马成等人几次用刀背把周炎砍晕过去，再用水泼醒。

反复数次后，马成踩着他的脸问，“你开着东风车跑青藏线这么潇洒，不交点保护费，我们弟兄吃啥喝啥，这点规矩你不懂吗？”马德云吓唬他，“给20万，今天给你把命留下。”

最后这个数字降到10万，迷迷糊糊中，周炎听到有人说“给不了直接弄死”，还有人建议把他“绑到车后面拖死” 。最后，看周炎真拿不出钱，他们把已近昏迷的周炎架到了姐姐屋外扔下。

周炎在姐姐家中休养了40多天，至今行动不便，被踩的右耳朵已几乎失聪，腿上的伤痕仍历历在目。今年48岁的周炎自言饱受精神折磨，夜间经常突然惊醒。

2019年12月8日，在与新京报记者的交谈中，周炎经常因为听不清而需要记者重复，回忆起当年被打的经历时，他仍然不可抑制地呼吸困难、剧烈喘息。

2019年12月8日，周炎2001年被非法拘禁、殴打留下的伤痕仍历历在目。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周炎被殴仅仅一周之后，这帮人又找到了当时同样挖金的大才乡小沟村村民马祥德。

据马祥德的女儿马深（化名）讲述，2001年，父亲承包了玉树州曲麻莱县秋芝乡的一块金矿。

3月11日夜里十一点多，马深听到了母亲的呼救和敲门声。母亲披头散发地趴在门外，手上都是血，喊道“快点！你爸被人砍了！”马深连忙把母亲扶进屋子，然后冲下楼去，在旁边的小巷子里发现了趴在血泊中的父亲。

马深说，母亲后来告诉她，当晚二人在外吃饭时，马祥德接到了马富录的几个电话，每隔几分钟一次，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回家？”

二人快走到家门口时，几个蒙面人冲了出来，其中一人用方形铁锹将母亲砍晕，另外几人手持砍刀、铁锹等工具追赶马祥德。马深说，后来经诊断，父亲的手脚筋和右腿大动脉被砍断，腹部被划开，一共被砍21刀，所幸救回一条命。

后来警方做出的伤情分析显示，马祥德“尺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尺动脉离断，尺神经离断，胫骨下段骨折，血管肌腱损伤，肩峰骨折，失血性休克”。

马祥德的儿子马岩（化名）回忆，父亲说过，砍人者中有人他认识，是马成和杨生录（此人也出现在去年11月的青海公安通告中），自己承包的金矿离张成虎的金厂很近，“他们想霸占那一块儿”。一位同期挖金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马祥德和张成虎的金矿的确挨在一起。

后来，随着青海环保政策的收紧，淘金的队伍开始向西藏转移，张成虎、马成犯罪团伙也将目标瞄准了西藏。

2002年，湟中县汉东乡村民张风云（化名）去了西藏阿里地区挖金。张风云说，他从一位老乡那里接手了一个此前未能开采到金子的矿，在前期投入了上百万费用后，终于在2004年找到了金线。

消息传了出去，张成虎带着马成、马富录和马德胜，出现在了张风云的矿上，说上述老乡已经将矿卖给了自己，让张风云要么掏500万把矿买回去，要么识趣离开。张风云后来才知道，那个老乡是马德胜的妻兄。

张风云恳求张成虎放自己一马，表示愿意掏三五十万给他们。张成虎不同意，此后，他每天派人来自己的矿上打砸，或拿枪威胁，逼迫自己签署转让合同，导致金矿开采无法正常进行。

2019年12月6日，马祥德生前所住小区。2001年3月11日夜里，马祥德在自家楼下被马成、杨生录等涉案团伙成员围堵，被砍21刀，不久后身亡。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团伙头目洗白为“慈善企业家”，有人担任村主任

同样由于环保原因，200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禁止开采砂金矿，很多当年的挖金者利用手中的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转行做了工程、运输行业，不少人已定居西宁市。

到了西宁之后，张成虎家族从过去的“大才张家”变成了西宁人口中的“青海张家”，产业遍布西宁，领域多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张成虎在西宁7家公司中担任总经理、监事、执行董事等职务，是其中3家公司的控股股东，担任过5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涉及酒店、餐饮、房地产、矿产、零售等诸多领域。

其中一家西宁老花纱百货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22日，张成虎是法定代表人。附近一位商家告诉新京报记者说，“这是西宁最早也最出名的几家百货之一，以前老人去做个灯芯绒的鞋，都要去老花纱百货买鞋面。”

另一家张成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海鑫源房地产公司注册于2006年，曾在西宁市城东区开发过一个名为虎恒花苑的小区，是周边较为高档的小区之一。

2019年12月4日，虎恒花苑小区一位保安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张成虎家就在该小区，但已多日不见其家人。一位在虎恒花苑小区对面经营商铺的老板也是上措隆村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曾几次看到马成从小区门前路过。

2019年12月4日，西宁市城东区虎恒花苑。被抓前，张成虎及其家人曾居住于该小区。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团伙另两位主要成员马富录、马富仓也成了企业家。天眼查信息显示，马富录在西宁4家公司中担任总经理、监事、执行董事等职务，是4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3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涉及酒店、工程等领域。其弟马富仓是其中两家公司的持股股东。

已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团伙成员以另一种面目回到了当年出发的村庄。

2019年12月3日，上错隆村包村干部马小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张成虎和马富录曾是村里‘百企包百村’的扶贫企业家。”

上错隆村委书记高东云说，1997年，张家人帮村里修了从乡政府到村里的三公里泥化马路和五公里的自来水。

马小鹏介绍，马富录去年给村里的贫困户发了米和面，去年三月还给村中心幼儿园捐了一块电子大屏幕。新京报记者在去年12月的走访期间看到，电子大屏幕就挂在幼儿园的二楼，仍在使用。

团伙另一主要成员之一马德云被抓时是上措隆村村委会主任。2019年8月19日，村委会开会时，马德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高东云当时“以为他把牛羊拉到集子上卖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警方控制。

马小鹏告诉新京报记者，2017年底村里换届选举，马德云当选了村委会副主任，2018年原村委会主任辞职后，马德云接任。据他回忆，在换届选举时有政审，马德云的档案里没有犯罪记录。目前，上错隆村已经选出了新的村委会主任。

从2019年年初开始，多位张成虎、马成涉黑团伙的受害者陆续收到了青海警方的电话，询问当年的事情。马祥德的女儿马深也接到了电话，她向新京报记者感慨，“当年父亲担心我们在他去世后被报复，一再叮嘱不要惹是生非，没想到能等到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来的这一天。”

2019年12月2日晚，上错隆村张成虎家，院门和一楼正门均已被贴上封条，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摄

新京报记者 李云蝶 青海报道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

台风“摩羯”吹出的毛坯房怎么样了？

“玻璃在变形！”

9月6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家住海南海口的杨桃桃收到弟弟发来的一段视频。镜头正对着他所在卧室的窗户，风一阵强一阵弱，雨水猛摔到玻璃上，发出剧烈的响声。伴随着颤动，玻璃看起来像一张有韧性的鼓皮不时内凹和回弹。

杨桃桃也开始不安。为减少空气对流，避免玻璃被吹爆，她和爸妈、弟弟分别待在各自的房间并关上了房门，彼此之间通过微信交流。然而，收到视频没多久，她就听到 “砰”的一声巨响，瞬间耳鸣，赶紧从床上跃起，甚至不敢往窗户的方向看一眼，就冲出了卧室。

很快，厨房的窗和爸妈卧室的窗也破了。风雨开始灌了进来。

杨桃桃和家人所经历的惊险情形，同样发生在海口各处的市民家中。9月6日16时20分许，风力超17级的台风“摩羯”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沿海地区登陆，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当日下午六点起，“摩羯”进入海口境内，自东向西横穿整个海口，吹袭了数小时。其间，大量建筑窗户损毁。

据9月10日当地新闻发布会披露，不完全统计，这场台风给海南海口、文昌、澄迈及临高这四个市县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800亿元。这已经相当于十年前台风“威马逊”造成经济损失的6倍多。

海南在“摩羯”后又遭遇了台风、强降雨，台风吹成的空窗“毛坯房”可能还来不及修，又被雨水灌入。

云虹的本职工作与气候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她家的整面落地窗在“摩羯”中被摧毁，当变化发生在家门口，她才发现自己“大意了”。在等待新窗到位前，她临时用防水篷布遮住了原先窗户的位置，她相比从前更关心天气，也更了解风雨的威力。

云虹家的客厅，落地窗玻璃破裂，窗框严重变形。

极端天气频发，当下灾后的重建可能成为下一次灾前的预备。在海南，破窗前后，或成为一道人们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分水岭。

破窗当下

“摩羯”过去半个多月，杨桃桃家的窗户一直没有修好。

她每天照常上班、下班，看到城市正在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重建，好几次，她恍惚觉得“摩羯”只是一场梦，但回到家，看见窗上临时凑合的遮挡物——砧板，她才回过神，台风那晚的经历是真实的。

台风当日，冷静下来后，杨桃桃很快发现她卧室的玻璃窗并没有破。只不过她和弟弟的卧室在同一侧，仅一墙之隔，所以弟弟房间窗户爆破的一瞬间，她听到了巨响。

弟弟卧室的窗破了以后，同侧厨房的窗和对面爸妈主卧室的窗也接连破了。屋内形成了强大的对流，如果不尽快阻断或减少对流，客厅的推拉门和阳台的封窗恐怕也要扛不住了。

杨桃桃家厨房的破窗。

杨桃桃父母主卧室的破窗。

弟弟卧室的窗户是破损得最严重的，又处在迎风面，他们没有贸然抢修，杨桃桃和妈妈面对面，分别紧紧拉拽着她弟弟卧室和爸妈卧室的房门把手，避免风更加失控地涌入。

杨桃桃弟弟的卧室。

爸爸和弟弟则开始想办法封堵上厨房的一小扇破窗。慌乱中，他们就地取材，用拆卸下来的书桌隔板、硬纸皮、砧板、手提购物袋堵上了厨房的单扇破窗。

杨桃桃和妈妈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妈妈一边哭，一边不停地祈祷平安无事，这是杨桃桃第一次看到她如此惊慌失措。

大约一个小时后，海口进入了台风眼，趁着平静无风，全家人抓紧时间抢修弟弟卧室的一整面破窗。这次，他们直接挪动床上长两米、宽一米五的床垫，整个抵靠到尚且完好的铝合金窗框和防盗网上，又将整个床架调转九十度，用床头死死抵住了床垫。所幸，这番抢修，让杨桃桃全家安然度过了之后的回南风，直至台风彻底过境。

台风夜，杨桃桃的家人临时用床垫和床架堵上了破窗。

同住在海口临近南渡江入海口西岸的云虹也经历了可怕的一晚。

云虹家在小区的顶层16楼，整间房子南北通透，从连接露台的重型推拉玻璃门到客厅3米高、7米宽的落地窗之间相距将近二十米，没有任何隔断。户型和朝向是以往亲友聊起这套房子时屡屡称赞的地方，但在台风吹袭时，这些优点一下成了劣势。

当天不到五点钟，云虹家的落地窗已有晃动的迹象。

此前，她一直在“台风路径”的小程序上密切关注着台风行进的路径，心中纳闷：“台风还没到海口呢，怎么就晃得那么厉害。”从9月4日起，云虹陆续收到8条来自运营商发送的台风预警，9月6日当地基本上已停工停学。

她和家人尝试用沙发、椅子支撑窗户，发现没有太大作用。风越来越大，犹豫半晌，大家决定开一扇窗，让空气流通起来，他们认为这样或许能减少窗的受力。但窗一打开，狂风霎时间涌入，很快，另一侧的推拉门轰然倒向了露台。

云虹和家人当即决定，走！她、儿子、女儿、丈夫和妹妹，迅速拿上了一些必要物品，撤离到同栋12楼的父母家中。当时，她心想，只要家人平安，其他都不重要了。

“我家已被吹成毛坯房。”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有配图。当时是9月6日晚上九点钟，距离“摩羯”在海南登陆已过去5小时，海口正处在台风眼之中，风雨骤停，她的丈夫匆匆到楼上查看情况：落地窗的窗框被强风吹断，倒向了客厅，玻璃散落一地，沙发、鞋柜、餐桌等大件家具都被吹得移了位，地面全都漫着水。

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回南风刮过后，云虹和妹妹、儿子再次回到楼上的家中，当时小区已经全面断电，周边街道和邻近的小区也都一片漆黑，她和家人就提着应急灯朝屋内看去：南风又把靠近露台的厨房、餐厅翻了个底朝天，原本连接露台和客厅的通道，堆满了大小物件，到处是水和玻璃渣。

台风后，住在楼下的家人也到云虹家里一起收拾、打扫卫生，一不留神，她的侄子在露台跑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碰巧摔在推拉门倒下时砸碎的瓷砖上，割伤了手，送医缝了五针。

云虹家的推拉门脱落后砸碎了露台的瓷砖。

屋漏偏逢连夜雨，9月18日，“摩羯”过境间隔一周，海口受台风“贝碧嘉”外围云系影响，出现了大范围降雨和大风天气。尽管云虹给家里破损的窗户上挂了防水篷布，但雨水仍然借着风势不断溅到屋里。云虹只好准备了两只水桶、一把海绵拖把，隔一阵吸水、挤水、倒水，一晚上没睡觉。

她还清楚记得9月23日海口也出现了强风强降水天气。窗没修好，生活的临时状态就不得不持续下去。

台风过境后，云虹家里一片狼藉。

具体的困难

整个海口破了那么多扇窗，台风过后，修窗需要花更多的钱、等更长的时间，已经是没有悬念的、无差别的困难，但在这之中，还掺杂着许多微小而具体的困难。

杨桃桃的爸妈在海口市郊经营一家工厂，弟弟在住校，平时很少回来住。 “摩羯”登陆前，她和家人为了彼此照应才特意提前聚集在家里。

台风一走，爸妈赶回工厂清点损失，弟弟也要回学校，杨桃桃则独自在家收拾“残局”。 她家小区不仅楼间距大，而且所在单元楼的迎风面恰好没有其他建筑物遮挡，受灾格外严重。仅她家这一栋楼同一户型的17间房屋中，只有两家没有破窗。

二十岁出头的她，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台风，也没操心过家里装修。她先在小区业主群对比各家供应商的报价，既然哪家都要等，杨桃桃最终选择了价格实惠的一家。据她所知，几乎整座单元楼窗户受损的业主都找了同一家，好处是大家能够拿到折扣价，缺点是工期较长。

杨桃桃家的窗只破了玻璃，窗框仍完好，但仅仅是装几面新玻璃，她也等待了半个多月。

为配合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云虹没有立刻维修破窗，直到9月18日，云虹才联系了朋友推荐的一家经销商，对方告诉她，像她家这类玻璃和框架都需要重装的情况，从量尺寸、定制、晾胶、送货到安装，平常只需要10-15天，台风后至少要20-30天。10月11日材料到位，开始安装，师傅却发现测算弧形窗的尺寸有偏差，这导致定制的窗体安装不上，只好返厂进行二次加工。窗框的加工很快能够完成，但已钢化处理过的玻璃不能再进行切割、磨削，所以必须重新按尺寸制作并钢化，又经过一周的等待，10月18日，云虹家的窗户才完成安装。

海口一家建材店店员张振宏说，据他了解，不少厂家和经销商在台风前囤积了一些用来制作窗边框和扇框的半成品铝型材，因此铝材缺口小，基本上十天半月能够到位。相较而言，玻璃不仅需求量大，而且普通玻璃按定制尺寸切割后，如需进行钢化处理还要再等至少5-7天。

他也提到，除了要等玻璃，修窗排队时间长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经销商并不严格按照下单的先后次序排单，而是倾向于优先服务受损严重的客户，那样整体客单价高，而且局部的破窗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维修起来费时费力。如果有客户额外付了加急费，又会出现插队的情况。

台风后，供需关系变化造成工期变长，价格水涨船高。

张振宏透露，以他所在门店的情况为例，不同的安装方案涨幅不一，拿双层钢化玻璃搭配普通断桥铝这一较常被选用的安装方案来说，平时包工包料大概7-900元/平，台风后至9月底，包含加急费用，一度飙升到1300-1500元/平，相当于每平方米的报价涨了600元。到11月初，价格才恢复常态。

当然，不能单看材质和规格，影响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譬如供应渠道、产地、物流成本等。

另一位在琼海嘉积镇上专卖铝型材的商家陈鑫指出，即便顾客做功课搞懂了五花八门的产品分类和规格，基于同样的方案，也难以真正横向对比价格，原因是有的产品存在虚标材质、规格的情况，而且，型材和玻璃只是“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部分比如断桥铝的腔体结构设计、五金配件、隔热条、密封胶条等，其实也很重要。

姚琴家住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碧海大道上，离琼州海峡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她所租住的海岸雅居小区，因台风“摩羯”破损的窗户不在少数。

姚琴家阳台有一扇窗玻璃碎裂但没崩落。

姚琴身边有朋友的房东要求其预交一年房租，才愿意支付修窗的成本。她很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说话”的房东。对方在得知阳台封窗受损后，二话不说就同意出钱。

姚琴跑了几家门店了解行情。有的门店反应冷淡，答应上门查看便再无下文，也有的门店表示可以按换一扇窗和一面玻璃的方案维修，但局部维修报价就高达2500元，而物业推荐经销商给出的全封窗重装的报价也就在4000元左右。综合考虑下，她还是选择了重装。

装修师傅上门测量姚琴家窗户尺寸，图中可见窗框变形。

到了付定金的时候，经销商提出，因为铝型材和玻璃到货的时间不同，所以如果同意先装框架，后装玻璃的话，就付20%比例的定金，如果想要一步到位，两项同天装完，就要付80%比例的定金。姚琴工作很忙，更倾向于集中在一天内完成，就支付了80%定金。

一个月后，铝型材先被送到了她家门口，但玻璃还没到。又等了快一个月，玻璃才到位。11月2日这天，安装团队比预期迟到了三个小时，直到早上11点才开始安装，由于铝型材和玻璃出货时间不同步，需要现场进行拼装，等待晾胶的间隙，师傅们就去服务小区其他的住户，见缝插针地穿梭在各个楼层，整个安装的过程被拖得无比漫长。到了晚上八九点，眼看着要装好了，安装团队这才发现缺了一块玻璃。无奈之下，姚琴只好同意再腾出下个周末配合安装。

她想要一天完成安装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11月6日，姚琴家楼下依然摆放着待安装的新窗和替换下来的破窗。

重建的选择

近期，海南的极端天气发生频繁，前脚台风“摩羯”刚走不久，后脚“潭美”台风带来的强降水又导致多地洪涝、水库紧急泄洪。在破窗修复之际，新窗材质的选择，也反映了市民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识和看法。

杨桃桃看到很多业主都在群里讨论更换加厚的或特殊工艺的玻璃，起先，她也寻思着给家里的窗户换上。但受原本的窗槽尺寸限制，她家的窗放不下更厚的单层玻璃，更不用说那些中空的、夹胶的双层或三层玻璃了，她只好再度装上了单层的钢化玻璃。

上门安装的师傅分析，她弟弟卧室的玻璃大概率是被飞来物砸中而非受风压直接作用导致破损。一扇窗破损后，风大量灌入，破坏了气密性，致使室内外气压出现“内高外低”的失衡状态， 其他窗户的内表面经受不住向外的强大压力，才会接连破损。因此，杨桃桃安慰自己，如果不是“飞来横祸”，单层钢化玻璃也能扛过“摩羯”，既是“飞来横祸”，也就不是升级玻璃材质所能够避免的了。

经销商给姚琴提供了两种安装方案，一种用断桥铝做窗框，另一种用普通铝材做窗框，前者比后者总价贵了3000元，最终，房东决定选用更实惠的方案，相较原来的封窗，玻璃从单层玻璃升级成了双层玻璃。

姚琴家历时近两月，终于换上的新窗。

谈及极端天气，姚琴认为，“威马逊”和“摩羯”之间虽然相隔了十年，但难保下一个超强台风不会在四五年后就出现，但对于房东的选择她充分理解，“毕竟他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台风，这间屋子可能他也不会自住。”

张振宏也认为，大多数顾客觉得“摩羯”这种强度等级的台风难得一遇，加上台风过后市场严重涨价，顾客还是倾向于选择经济实惠的配置。

他还发现，以往出手阔绰的客户也选用了降级的材料。大家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麻烦，顾不得那么长远。

云虹所供职的社会组织于前两年设立了气候变化部门。以往，她和同事学习了各地的气候变化案例，也亲自去过东南亚的沿海村落，了解当地的村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气候灾害的种种可怖场景，存在于文献资料、现场照片和村民的讲述中，但总是有那么一点儿远。“摩羯”台风中破窗的境遇，令她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什么是“气候变化”。尽管从小在海南长大，经历过许多次台风侵扰，十年前的“威马逊”她也在场，她觉得自己还是“风险防范的意识不足”，回想起这次台风前并不充分的准备，她懊悔道：“大意了。”

在安装新窗之前，云虹做足了功课。为了窗户能更好地防风、防水，她把造型、材质、品牌、配件、安装各方面通通研究了遍。最终，她选择了一个全面升级的方案。窗体结构从防风性能较低的推拉窗改成了平开窗，断桥铝选择了品牌产品，厚度从1.4毫米换成了1.8毫米，加上开窗和防护等各种费用，客厅的这扇落地窗整体花费了20000元。卧室的另一扇落地窗虽然没有破损，但在台风中也有晃动迹象，安全起见，她又花了1000元让师傅进行了补胶和加固。

杨桃桃回忆台风过境的第二天——9月8日，比预想中更早地，天放晴了。阳光照进房间，照在碎了一地的玻璃渣上，一闪一闪的，上门量窗户尺寸的师傅刚走。她心想，一切真的过去了，往后每一天都是那么晴朗，那么大太阳就好了。

（根据受访对象要求，杨桃桃、张振宏、陈鑫均为化名）

一年执行到位过亿元，这位女法官“自带气场”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8年8月,一名申请人从郭虹手中领到17万元司法救助款后激动不已。图片由昆明市官渡区法院提供

秋日,春城昆明的一个高档小区里。窗外阳光温暖和煦,屋内的气氛却有些凝滞。几名法警正神情紧张地围着一个躺在沙发上的老妇人。僵持间,这名年近60的妇人突然脱起了衣服,趁着法警纷纷扭头回避时,她一个箭步冲向窗户想跳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一名女子果断伸出手抓住她,用力一把拉回来,然后迅速拿起沙发上铺着的毛巾被把她裹了起来,顺势按倒在沙发上。

这名女子,是昆明市官渡区法院的执行法官郭虹。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形她常常遇见,但每一次,她都能以一种特殊的气场镇住场面、化险为夷。

44岁的郭虹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工作20多年,先后担任过刑庭、民庭、派出法庭的法官。来到执行局还不到4年,每一年她执行到位的金额都超过亿元,但没人知道,那染了色的头发下已白了大半。

感慨:法律并非无所不能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郭虹在前一天专门去染了头发。坐在记者面前,郭虹卷发、红唇、身着合体的制服。可是,身为女性,她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同事们常常调侃:大家都在过节,你却在外面忙着“捞钱”。

这钱,是帮申请执行人“捞”的,而且“捞”得很难。郭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执行每一笔款项,但有时仍感到无力:“法律不是万能的。即便是法院,也难以解决一些现实矛盾。”

最典型的当属“执行不能”——在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执行不能”,即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或者其财产根本无法处置、变现。但申请执行人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法院明明判我赢了,我却拿不到钱?这时,执行法官常常成为矛盾的集中点,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因一起车祸导致瘫痪的申请执行人胡某某,最近两年是官渡区法院的“常客”。他2016年被一辆汽车撞成了一级伤残,法院判决司机杨某某赔偿他48万余元。“但杨某某的经济十分困难。”郭虹回忆,当时执行法官多方寻找,都没发现他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后来法院因他迟迟不履行判决对其拘留时,他的身上,总共只有87元钱。

这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但已经瘫痪的胡某某家庭也十分困难:家中有4个孩子,最小的才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14岁。为了拿到赔偿,胡某某多次睡在法院办公楼里的过道上,甚至撒泼、骂人,要求法官必须把钱给他。郭虹和同事们只能反复地做工作。

“我能理解他,也想尽我所能,帮助他走出困境。”郭虹说,想到胡某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标准,自己在告知他政策后,以最快速度为他启动了相关程序。经过多方努力,胡某某最终获得了17万元的最高额司法救助款。领到钱的胡某某对郭虹很是感激,在对之前行为道歉的同时,也表示今后不会再到法院来缠闹。

“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我们很高兴可以借助有效的制度解决实际问题。”郭虹说,希望面对执行不能案件,申请执行人能够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因为执行到位,是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共同的心愿。

暖心:跳楼老人的那一抱

努力执行,挨被执行人的骂；不执行,挨申请执行人的骂；执行不到位,挨领导的骂……虽然这只是执行法官相互间的调侃,但从中不难体会执行工作的难度。在郭虹担任执行法官的日子里,她多次被辱骂、威胁甚至围攻,但在同事眼里,她“自带气场”,总能镇住场面。“一切按照程序来,没有什么可怕的!”郭虹说,其实,这是正义给予的力量,是法律自身的气场。

每年执行数百起案件的郭虹,见过各种各样的被执行人:有人态度很好,张口闭口地叫“大姐”,就是不还钱；有人不知道法律的威严,直到被拘时才慌了神,一打款就是两倍；有人态度强硬,动辄辱骂或以死相逼,“有脱衣服的,有跳楼的,有抱煤气罐的,有人甚至让自己的母亲喝农药。”每当这时,郭虹对人性的认识就更深一层。

女子缪某曾在一家美容机构隆鼻,后来以“鼻子被隆歪”为由拒付近6万元的费用,美容机构起诉后,法院判其支付这些费用。但缪某开着玛莎拉蒂,却堵着一口气,就是不愿还钱。美容机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她甚至屡次通过短信、电话辱骂和威胁执行法官。屡次劝说无效,但时间已经不容拖延,法院必须采取措施。

事先查明缪某的住处后,郭虹带着法警敲开了门。当时只有缪某的姑姑李某在家。这位60岁的老太太情绪激动地质问“我又不是被告,凭什么来搞我”,对法警又踢又打又骂,甚至冲向窗口想要跳楼。被拦下后她又用头撞地,法警就把手垫在地上让她撞……等大家把她抬到沙发上时,李某突然脱起了衣服,趁男法警们扭头回避时她再次冲向窗口!危急时刻,郭虹紧紧抓住她并拿起沙发上的毛巾迅速把她裹起来,就势把她按倒在沙发上。

一阵忙乱过后,缪某的情绪终于趋于平静。在郭虹和同事们的劝说交谈下,她才说出原委: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因为没有子女,平时对缪某视若己出。“你们要抓我侄女,我死也要拖着你们!”

整整一个晚上,郭虹和同事们说得口干舌燥,老太太终于知道了拒不执行可能带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拘留甚至坐牢等后果,她主动拿起了电话劝缪某还钱。临走时,老太太把大家送到了电梯口,跟郭虹互留了电话,还拥抱了一下她。“那一刻,因为她跳楼带来的慌乱、担忧突然消散了。”郭虹说,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理解,尤其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

第二天,缪某到法院履行了全部款项。

心疼:高考女孩的担忧

语速快,逻辑清晰,伴随着有力的手势……郭虹的干练、爽利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她已经是官渡区法院执行局的副局长。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女汉子”,在最高院“向执行难宣战”,执行攻坚行动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她恐怕很难带领诸多男性干警打赢一场又一场执行硬仗。

一方面,执行攻坚给执行法官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受大环境影响,小微、民间借贷等案件高发多发,导致执行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让郭虹等执行法官压力更大。今年截至9月初,官渡法院这样一个区级院就已收执行案件7000多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量。到9月25日,郭虹团队今年已新收执行案件691件,执结674件,执行到位金额1.16亿元。“每年我执行到位的案款都过亿,去年是1.3亿元。”郭虹说。

这么多次执行,郭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勇猛、刚强和铁腕,还有女性特有的柔情。

去年10月,郭虹到普洱市澜沧县执行一起案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正在上高三的女孩。女孩的亲生母亲失踪,父亲和继母因多起债务纠纷早已躲了起来,家里只剩下她。

“她的父亲是被执行人,家中有多套房屋,有的被法院查封了。女孩需要搬家腾房。”郭虹说,女孩很懂事,主动来向自己询问情况,言谈间又乖又有礼貌。看见她,郭虹想起了家里上高中的女儿,顿感于心不忍。

但法律不容变通,她只能最大限度地以女性的温柔去执行:怕法警出现对女孩影响不好,大家就在她腾好房后,换了便装去贴封条；得知女孩每个月靠爷爷奶奶获得生活费,郭虹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她……临走时,女孩告诉郭虹,自己今后想报考大学的法律专业。“阿姨,我的爸爸妈妈进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不会影响我报考?”女孩儿小心翼翼地询问,让郭虹瞬间泪奔。

“孩子太可怜了。”郭虹很是心疼:“大人的过错却要孩子来出面应对,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怕自己的法官身份给女孩带来负担,郭虹并没有过多联系她。但在忙碌的工作中,这个孩子的面庞常常浮现在郭虹眼前。今年9月开学季,她打电话给女孩,得知她考上了云南的一所大学,父亲也回到家中时,总算放下了心头的牵挂。

后记:她无愧法徽却愧对家庭

进入郭虹的办公室时,尽管她热情地招呼“坐、坐”,但记者还是没能从被卷宗包围的沙发和椅子上找到一个空白的平面。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到处堆得高高的卷宗,还有记者、郭虹和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五六名来办事的群众,显得更加狭窄。最后,记者和郭虹只好“转场”到法院活动室进行采访。

每天,郭虹早上7点就起床,然后走4公里的路来上班。对于没有锻炼、休闲时间,“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不保证休息”,从四月至今没有休过一个周末的她来说,走路上班的这50分钟是一天里最为奢侈的享受。因为一旦到了办公室,工作就会接踵而来,她的所有神经将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不能有丝毫松懈。

普通人并不知道加班是执行法官的常态,由此还产生了不少误解。郭虹和同事曾在夜里11点多拿到执行款后打电话给申请执行人,让对方次日到法院来领钱,却被对方当成骗子骂了一顿:“骗谁呢!法院这会儿早就下班了,神经病!”

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压力下,郭虹的记性变得很差。她曾凶巴巴地冲到某个办公室要批评一名干警,但到了门口,却忘了自己要批评谁、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批评人家,只好默默地转身走掉。这一幕让办公室里的人不由笑出声来,郭虹自己也被逗笑了。

“家对我来说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她有些歉疚:“我家不开伙,邻居也很少见到我。”因为实在没时间管孩子,郭虹只有把女儿送到寄宿制学校。“两周可以回来一天半。”郭虹有些愧疚:“她从小就独立。幼儿园就一个人坐飞机去亲戚家过暑假,小学三年级参加小记者海南游是自己收拾的行李。大人管得少,她的独立都是给逼出来的。”

说起女儿,郭虹满眼都是温情,语调也柔和了起来。但这样融洽安静的气氛并没能维持多久,就随着一个电话的到来骤然改变。“抱歉,我得先走一步了。”郭虹迅速起身:“刚才他们找到一个被执行人,带到局里拘留了,我要去见见‘老朋友’。”声未落、人已远,郭虹留给记者的,只剩下走廊里那个坚定挺拔的背影。

本报记者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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